叶晔丨“今文苑”与“小说言”：论李开先的群像叙事

文学研究

“今文苑”与“小说言”：论李开先的群像叙事

文 / 叶晔 

摘要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九至十中有二十余篇文传，涉及对“弘治七子”与“嘉靖八才子”的评价，且与其《九子诗》《六十子诗》构成隐性的文本对话，呈现出一组颇具特色的作家群像，体现了较明确的当代文学史书写意识。但在嘉靖后期，一位作家要在没有接受委托的情况下，主动为同时代作家立传，其掌握的原始素材，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书册的传播速度，李开先亦自诉其苦。故讨论其传记中的叙事技法，不应视作“独立文本”予以开放式的阐释，而应建立在与其“前文本”对勘细读的基础之上，探问作者对志状、文集、见闻等不同文献层级的差别态度。尤可注意的是，李开先作为一位杰出的戏曲家与藏书家，对通俗文类抱有很大的热情，故积极地将俗文学元素植入传统的传记写作之中。白话小说语言及其技法的介入，口传文学书籍化大势下对口述史材料的再重视，基于知识人市侩化习气的审丑模式开拓，皆可视为李开先对时代文学新风的捕捉及在文传创作中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 

李开先, 传记文学, 史料层级, 今文苑传, 叙事技法

作者简介

叶晔，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录概览！

一 志状、文集、见闻：基于不同史源的传叙技法

二 “今文苑传”：李开先对当代文学史的介入方式

三 从俗文学受容看李开先传记写作的试验性

中国古代的传记分为很多类型，既有列居史部文献、在中古时期已经成熟的史传与杂传，也有列居集部文献、唐代以后渐盛的行状与碑志（墓志铭、墓表、神道碑等）。而较之程式化书写的志状，集部中还有抒情性更强的一类传记，学界或称之为“传体文”；基于与史传、杂传、碑志、行状诸类对应的考虑，笔者从罗宁之说，称之为“文传”。现存较早的文传，如《大人先生传》《五柳先生传》《五斗先生传》等，意在抒情、言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纪实作品；而庾信的《周使持节大将军广化郡开国公丘乃敦崇传》、李翱的《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等，以人物的政治履历为叙事主线，类似于史传或碑传的一种变体，其后亦蔚为大流。文传在唐宋时期的演变，朱迎平、孙文起等已有论说；至于明人文传的特点，郭英德先生有专论，大致呈现为平民化、奇异化、主体性的发展之势。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那些顺应文学发展的主情作家，从创作内容的角度来说，那些在生命中求奇嗜异的非主流人物，成为了明代文传的研究重点。在此批评标准之外的作品，则被视为乏善可陈，较难进入明代散文研究的视野之中。

李开先的文传创作，在明中叶的作家中，可谓独树一帜。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文笔亦潇洒雄练；而且涉及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等多位复古文学家，无论作为文学史料还是文学批评，皆多补益之处。如冯小禄将这一类型视为“作家传”，专门关注其在文学批评史中的意义。虽然作家自云其诗“作不必工”“信口直写”，然诗文体性有别，这不妨碍我们对其特定文类之写作技法的探究，及对不同传类之间互鉴与联动的考察。事实上，李开先不仅从史传、志状、诗文等传统文本类型中汲取养料，化旧为新，而且还将小说、戏曲中的一些叙事手法植入文传创作之中，体现出一位明中叶前沿作家对文学流变动向的自觉捕捉与具体实践。

古典传记发展至明代，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且多出自名家手笔。但对这些新变的挖掘，不应只停留在优美晓畅的文辞或自由放任的人性精神。作品内容的时代进步固然重要，也更能让当代读者心有戚戚，但技法上的革新与求变，在某种程度上更具试验的色彩，也更需要创作者的精细考量。作为杰出作家的李开先等人，无论在姿态还是责任上，都应担负起这份自觉。我们固然可以从文辞的角度去评价他们的优秀作品，但如果他们的自我定位不只是独立的作家，而是文学演进的主导者，那么，仅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去评价他们，维度就显得有点单一了。四库馆臣认为他“不甚争文苑之名”，但任何批评家的说法，都不及作品自身的论证力。在当时渐兴的叙事文学领域，李开先既有做优秀作家的潜质，也有成为文学引导者的觉悟，尽管他对通俗文学发展的那些远见，未必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文苑之名”。由此来说，我们对前沿作家之文学品质的探究，仍太执着于基于文学本体研究的艺术审美特征，而对基于作家文学思想的在文学史坐标中的自我定位与前瞻，尚需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  志状、文集、见闻：基于不同史源的传叙技法

西方学术视野下的传记（Biography），可关联至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史传、杂传、碑志、行状、文传等多种以人物事迹为记叙单元的文体类型。但若回到中国文学的历史现场，作为著述之体的史传、杂传，与作为文章之体的碑志、行状、文传，既有不同的书写样式及文体源头，也有不同的表达功能及作者立场，其中差别易识可辨。当然，任何文类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文类之间的体制壁垒，亦难阻止它们在创作观念上的互渗，及由此造成的某些文类在写作风格与技法上的创新，这也是自六朝以来一贯存在的现象，亦当报以会通之理解。

如已有研究成果所示，文传并非稳定不变，其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样态，与唐代及以前的发生样态有很大的不同，演变出很多新的体性特征。对后来的创作者来说，文传的早期正典样态，是创作时需要参照的一个标准，我们借此判断哪些文体属性是在文传的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此中关系不难理解。本篇想再深入一步，指出这种演变不仅在语言艺术层面制造出了触目可感的新的美感特征，还指向了作者面对不同史源及其素材局限时的处理方式对其写作过程中的具体技法的影响，制造出另一种触目难觉的更细微的美感特征。我们可从三个较宏观的维度来考察这个“创作之前”的问题。

首先，文传的早期正典偏私人述怀，他者叙事非其重点。如《大人先生传》《五柳先生传》《五斗先生传》等，其主要目的在个人的议论与言志，并不在史实事迹的留存。由此观之，后来发展出来的各类次一级的文传样式，如直抒胸臆的自传、借底层人物论世的讽喻传、以物讽世的假传等，才是文传演变的正流。而对私人性的写作来说，如果传主是实在的他人，那么，对其逸事见闻的搜采就相当重要，作者需要掌握传主的第一手素材，而不是对已有志状的简单再加工。但现实中的底层人物未必留有行状或碑志，缺少了前文本固然让作者的写作难度变大，但其创作的自由度亦大。在此情境中，即使传记文献发展至明清时代，仍有两个属于早期文传的问题需要被重新关注：一是见闻素材在明清文传中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二是作者表达其议论或言志的方式，又表现出哪些新的特征？简单地套用早期传记的研究方法，或唯当代审美标准下的叙事美学是瞻，都有失之偏颇的一面。

其次，文传的早期正典偏下层书写，不追求正统叙事。一般来说，能够入史的人物，就不应为之撰写文传，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故在严格意义上，通过文传记录上层人物的事迹，是对史传之职能的越俎代庖，有失著述义例。国家权力及儒家意识形态下的文体秩序，既赋予了特定人群修史的特权，而随着时代的需求发展，也用文传的形式保留了非史官作家为那些未能入史的中下层人物立传的权利。如果说为底层人物立传，往高处说是为小人物存史，往低处说是作者言志的一种方式，那么，用文传来写上层士人，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往低处说不如志状原始、可信，往高处说又“侵史官之职”。由此，难免生出对文传与志状之关系的一些警思：如对文传写作技法与美感特征的发掘，不能回避史源而视之为孤立、封闭的文本；又如文传与行状、碑志形成的各有侧重的互文性关系，是否已经成为作家的一种创作自觉，亦须深究。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用更具体的案例论证，来取代经验式的直率判断。

再次，文传的早期正典侧重片段书写，不追求完整叙事。早期有一类文传是结合文集序而撰写的，“序”通“叙”，本就有介绍人事行迹之义。如卢藏用的《陈子昂别传》，自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李商隐的《李贺小传》，则是对杜牧《李长吉歌诗叙》的补充，开篇云“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这种“序−传”关系及其作为文集副文本的功能性特点，决定了作者会将写作重心放在一些最能体现人物精神及形象的片段事迹上，而不追求叙事的全面性。另外，“序体传”有一个独特的优势，至少有传主文集作为基本的文献保障，即使没有亲友提供志状，也可以从文集中发掘出足够多的行实信息。随着南宋以后因印刷业发展而来的当代作家文集刊印的盛行，这一取材路径在后来的文传写作中渐成常态。

以上三种特点在明清时代的新貌，在李开先的作品中皆有体现。与一般的文传不同，李开先并不讳言他所倚赖的原始文献，这为考察古人如何将文本素材转化为文传作品提供了绝好的案例。甚至他专门撰写了《康王王唐四子补传》，将不同文献的层级差异径直放大。只要沿着李开先的提示，找到他所倚赖的原始志状或作家文集，通过细致的文本对比，便可以探究明人对不同传记类型的态度及相应的处理方式，包括文传中各段落因其史源的不同类型而造成了写法上的细部差异。

从常理来说，作家在创作一篇文传之前，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参考文献。不同文献的史料优先级、来源途径及在现实中的获取几率，是有差别的。从李开先的表述来看，如果为士大夫文人撰写文传，那么，首要的参考文献是志状。盖行状出自亲友之手，在传记的原始性上拥有其他文类无法比拟的优势；而碑志多出于名家手笔，在材料的取舍和语言的优美、简练上，可资借鉴。他写《对山康修撰传》，就自言“久欲作传报之，索其志状不可得。急了心愿，乃以平日所闻并其文集及关中士夫集有可采者，强成篇章。以俟他日有得，更当增补之”。足见行状、碑志的史料优先级，要高于“平日所闻并其文集及关中士夫集”。但志状在被收入撰者的文集并刊印之前，尚不是公开流通的文本，而需要向传主家人或朋友索求，外地文人不易寻得，亦可想见。

如果再细究的话，会发现在无志状可鉴的情况下，其云见闻、作家文集、周边文集三种文献类型，彼此间在史料的优先级上亦有一些差别。以下将以传记文学中的人物对话内容为考察对象，适当地结合其他事例，开展更细致的探源工作。之所以选择对话，是因为言说的复制一直是历史书写中较极端的一种情况，它处于历史记忆、历史想象的边缘地带，较易引起读者对叙事细节之真实性的质疑。特别是李梦阳、何景明二家，作为晚辈的李开先未曾谋面，其所撰传记中的人物言论有否依据，又在多大程度上被文章学义法所改造，对这一批传记的纪实性而言，是很有效的一块试金石。

首先，对传主别集的使用，仍是时人在志状之外最主要的取材途径之一。盖志状的内容限于篇幅及风格，未若文集中内容之丰富与鲜活。在李开先的传记写作中，明确对传主文集有过参考的，至少有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吕柟、吕高、王慎中、唐顺之诸家。但严格来说，读过文集未必等同于充分利用了文集，除非我们在其文传中找到一些看似虚构、实则唯文集独有的对话故事。如《李崆峒传》中有一段李东阳、杨一清预测陕西乡试解元的记载：“与凤翔张凤翔称为‘二杰’。西涯曾贻书邃庵曰：‘今年解首，将属之华州张潜乎？’邃庵复曰：‘若无李、张二生，潜不后矣。’及见试录，崆峒名居第一，西涯服且称曰：‘邃庵果是知人。’”此逸事未见于崔铣撰墓志铭、徐缙撰墓表，在李、杨二家文集的书牍中亦难寻踪迹，唯见于《空同集》卷五八《张光世传》。又如《何大复传》中记临洮知府李纪对少年何景明的赏识，“谓其夫人曰：‘汝视予贵耶？何氏子异日贵不止此。’”至临行送别，“执大复手泣曰：‘吾小友抵家，幸自爱，勤苦读书。不待壮，当以功名显天下。’”此逸事未见于樊鹏撰行状、孟洋撰墓志铭，唯见于《大复集》卷三六《福建都转运盐使司运使李公墓志铭》。由以上二例，可见李开先对空同、大复的文集有过较全面的阅读。生动细致的对话描写未必指向作者在虚构性写作上的能动性，反而是他从各种文献类型中广泛采集写作素材的明证。连这种外人安知的故事桥段都可以找到明确的史源，那么，我们不能因为文传的创新性审美有别于其他程式化的传记类型，而忽视了其中同样重要的严谨与求实态度。

其次，对传主周边人物之文集的使用，也相当重要。《康王王唐四子补传》述康海“数次援人于死地，弗望报也，而获生者反造谤焉。因为《差差辞》及《中山狼传》，而后咎有所归矣”，是现存较早认为康海因友人以怨报德而蒙屈的材料之一。而且，李开先明言《补传》“俱本志状直书”“对山志则马溪田，状则张太微”，自有史料来源，并非采诸见闻。然遍查马理《对山先生墓志铭》和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皆无线索，唯吕柟《对山先生康公墓表》中有“庆阳李献吉，词赋追比汉魏，自谓一时诗豪也，尝犯宦官刘瑾，系狱几死，先生用策解脱。李既免死，后著他人文字日擅其美。李名士也，犹且不识，况其他也”一句，虽未明言康、李嫌隙，至少认为李梦阳不了解康海的真正为人。考虑到吕柟子吕畇曾委托李开先删订《泾野先生文集》，那么，中麓所说的“关中士夫集中有可采者”，确为他一贯的史料整理之法，并非虚言。

再次，亦须留意李开先自言的“平日所闻”。见闻的传播方式与志状、文集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文献考源之法未必奏效。总的来说，在对见闻的考索中，目击者与口述者是很重要的两个环节，相关论证虽无法做到如文献考源一般确凿，但口头叙事作为古代文传有别于其他功能性传记的重要一面，亦应予以重视。仍以《李崆峒传》《何大复传》为例，这两位文坛前辈，李开先均未有识面的机会，何景明离世时他弱冠尚未中举，而李梦阳离世那年刚进士登第，未及拜谒。与为其他前贤撰传相比，因李、何声名远播，李开先在志状、文集的阅读上颇为便捷，但他没有亲炙其教的经历，也造成了与传主间的实在距离感。采编各种他处而来的逸闻，成为他完善此类文传写作的重要方法之一。李开先在《李崆峒传》篇末自谦“传据素闻，或不得其真”，固然是为征引何、吕、崔、王、霍、黄、袁七家文字作一铺垫，但也明示这篇传记采用了不少书籍文献之外的口述材料。

那么，这些见闻的口述者到底是谁？显然不是中麓从未谋面的李、何本人，较大的可能来源于四段交游经历。一是嘉靖十年（1531）春，时观政户部的李开先运边饷至宁夏，“偶遇康对山，坐谈即许以国士”，归途访王九思，“谈倦则各出所作，互相评定，半夜而寐，或彻夜不寐者凡五、六夜”，又“在长安与对山众士夫盘桓二十余日”。这次西北之行，让李开先对弘正陕西作家群有了较深入的认识，而已故的领袖人物李梦阳，自是关中文人追怀当年风流盛况的话题焦点之一。李开先提到崆峒祖阡时，云“尝闻有诗寄崆峒者”，应该就是这次游历时听说的。二是嘉靖十一年（1532）至十二年，李开先在京城任户部主事期间，与马理多有交往。李开先在《溪田马光禄传》中回忆嘉靖十二年冬差管徐州仓、马理置酒作饯未果之事，足见二人当时的亲密情谊。有意思的是，现存最早有关《中山狼传》刺李梦阳的说法，见于黄佐的《董大理传》，他就是从马理那里听闻“其后献吉反嫉害德涵，优伶至为《中山狼》杂剧以刺献吉，然德涵未尝仇献吉也”。作为明中叶陕西文学的核心士人之一，马理于嘉靖三年至十二年间长居两京文坛，官至光禄寺卿，他成为关中文事流传于嘉靖庙堂的主要口述者，有其合理的一面。三是从其座主王教处听闻。李开先与李梦阳的唯一交集，是在嘉靖八年（1529）进士登第后，“托举主王中川致书，时崆峒已病，枕上得书叹息，以为世亦有同心如此者，俟病愈复书。至九月念又九日，不起矣”。这份遗憾也成为李开先撰写《李崆峒传》的主要动力之一。王教是河南祥符人，嘉靖二年（1523）科榜眼，而祥符是开封府的附郭县，李梦阳自正德九年（1514）后长居于此。作为开封文坛前、后两代的标志性人物，王教知晓空同晚年事，不足为奇。如《李崆峒传》曰“晚景富贵骄奢，以其据纷华之地，而多卖文之钱”，显然听闻自一位熟悉李梦阳开封生活且不讳言的友人。四是在京任职期间，从乡前辈李廷相处听闻弘正往事。以藏书家著称的李廷相，是弘治十五年（1502）康海榜探花，至嘉靖十八年（1539）以户部尚书致仕，其间除嘉靖四年（1525）出任南京吏部侍郎外，余皆任京官，可谓弘正文学复古运动自始至终的见证人。李开先追念“初则以同姓同乡，继则以同朝同志，不以年长官尊自处，惟以功崇业广是期，所以推爱延誉者，不能殚述”，又云“中麓子向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馆在东安门右，与蒲汀书屋近而且便，时时过从，翻阅书册”，可见受其长期关照。虽然李廷相对李、何的认识不及康、王等人那么深刻，但三十年的朝堂见闻足资闲谈。

较之所采空同见闻的多种来源，李开先笔下的大复见闻的来源相对清晰。《何大复传》中保留了不少生动的人物对话，但有一段寥寥四五人的私密交谈尤引人注意，那就是何景明的临终遗言：

大复病危属后事：“墓文必出崆峒手。”时孟有涯、张昆仑并其侄士在侧，相与私议曰：“自论诗失欢后，绝交久矣。状去，崆峒文必不来。吾辈并樊少南、戴仲鹖，亦可攒辏一崆峒。”

李开先自云“尝慨其事，此又传之所由作也”，可见对传世的樊撰行状、孟撰墓志不甚满意，因此有了为这位“无倾盖遭逢及一字往复”的文坛前辈作传的动念。而在此事仅有的几位见证人中，有一位后来成为了李开先的密友，即《昆仑张诗人传》的主角张诗，他就是向李开先当面述说大复掌故的口述者。《昆仑张诗人传》中说他自洞庭归后，“至汝南视其何师之疾，相守七日，师卒，乃旋京师”。与《何大复传》的文字构成了明显的互见关系。张诗是顺天府人，李开先说“予以子言交游六七年，颇称知己”，可知从嘉靖八年李开先登第，至嘉靖十四年张诗去世，他们在京城的交往从未断绝，相当密切，自然也从何门高弟那里听闻了不少大复的逸事。

综上而言，在李开先的文传写作中，基于材料来源的各自特点，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处于第一层级的志状，较之其他传记类型具备材料的原始性，较之其他早期素材具备行实的完整性，自然被优先考虑。以致在无法“索其志状”的情况下，李开先的文传只能算“强成篇章”。而在已有志状的情况下另撰新篇，则涉及对前作的文学批评，如李开先认为“墓志出后渠手者，丰神绝不相似。盖崆峒豪宕，而后渠简古”，对孟洋、樊鹏等人意欲“攒辏一崆峒”的行为亦表达了含蓄的否定。在他看来，即使是严守写作轨范的志状文本，其撰者文笔及所形塑的传主性格，也要与传主本人“丰神相似”。用文传的主体性特征来引导志状的写作风格，固然是一种批评的苛求，但也不失为一种创作的变通。

处于第二层级的传主文集，由于是传主留下的亲撰文献，在凸显人物的主体性上有先天的优势，自不待言。而配合文集序撰写文传，自《陶渊明传》《陈子昂别传》《李贺小传》以下一贯如此，算是文传中较悠久的一个传统。而且，如果不考虑单篇传记在记叙完整性上的类型优势，那么，与文集中的大量碎片化材料因反映当事现场而具有的即时特征相比，连志状都表现出盖棺方可定论的某种滞后性。李开先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通过细微的改写，将原作者的自叙性文本转化为传记作者的他叙性文本，不仅最大限度地维系了材料原有的人物主体精神，也在写实层面尽可能地保留了当事人笔下的“第一现场”。对此四两拨千斤的效力，李开先有相当自觉的认识。

处于第三层级的周边文集，主要是传主亲友撰述的作品，其意义在于强化传主所处的文学网络及其生态的立体感。从书籍流通的角度来说，这是嘉靖后期的李开先在撰写文传时渐趋显著的优势，即反映生平创作整体面貌的文集已经可以在作家晚年或离世后的较短时间内刊印，并较快地实现了群体性的流通，使得文传作者有机会拥有更多的材料，以勾画一个更鲜活的文学世界。李开先所云“关中士夫集”的意义，正在于此。他获取这些文集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访购刻本，如早已通行、“家藏户有”的《空同集》《大复集》等；二是受赠刻本，如李廷相致仕后“寄新刻书册博见闻”，另李开先虽未说康海、王九思文集如何得来，但他既然可以“屡次致书其家索其志状”，那么，手头已有的“刻行文集”也可能来自康、王家属的寄赠；三是家属因委托编删、撰序而奉寄誊抄本，如李开先自述吕柟子吕畇“屡以书属予删定其集，取其有关要者，止留数册，简便可传”，吕高“《江峰漫稿》，余将序而刻传于世”。我们既要认识到李开先所在的嘉靖时代之于印刷业变革的关键意义，也要留意能率先享受这种书籍流通与资料获取之便利的依然是有较高社会声望与经济基础的士大夫文人。

处于第四层级的见闻，因其口头文本特征，最显著的表现是叙事的鲜活性。当然其局限亦大，即见闻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风者的社会网络。这一传统，至少可溯至《李贺小传》“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李开先对此相当重视，他在收到唐顺之家属寄出的荆川志状时，感慨“独荆川事多所未知，以其历官政绩，林下人无由与闻耳”。这里的重点不在唐顺之的历官政绩，而在李开先的林下处境。因为归居乡里，远离庙堂，他的见闻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先前的见闻提供者如康海、王九思、马理、王教、李廷相、张诗等人，大多不是山东籍文人，中麓与李廷相的交往也主要发生在京城。可见若要将见闻作为长期稳定的传记素材，跨地缘关系与中央政治经历尤为重要。由此反思，现今学界对文人交游或社会网络的认识，不应局限于一种人际关系的静态呈现，更应视为一种随时变化的信息流通渠道。当然，浸染庙堂已久的士人，大多对未置可否的传闻入传持较谨慎的态度，如何进一步打破此间壁垒，正是以李开先为代表的嘉靖一代作家的前瞻所在。“传据素闻”的《李崆峒传》与“旧曾闻”而“想像为传”的《老黄浑张二恶传》，正代表了李开先根据传主的不同阶层身份，所走出的两条不一样的以见闻立传的写作之路。另外，诗话、笔记等虽属于见闻的另一种文本转化形式，且不需要当事人离世即可入书，但此类著述的“成书即刊”情况，在嘉靖时期尚不成气候，对故人离世未久即意为立传的李开先而言，还无法作为一种稳定、高效的素材类型予以参考。

二  “今文苑传”：李开先对当代文学史的介入方式

有关李开先所撰文传的“文苑传”属性，冯小禄先生已有论及，他将此类“作家传”视为一种特别的文学批评形式。并将16篇作家传所涉的15位传主（另有一篇《康王王唐四子补传》）分为三个系列：以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吕柟、马理为代表的弘正复古派及其周边作家，以唐顺之、王慎中、陈束、吕高为代表的嘉靖唐宋派及其周边作家，而王教、潘高、袁公冕、苏洲、张诗等文学人物，则对前两个作家系列起到配合的作用。

李开先的这种文学批评形式，在体制上，是对正史“儒林传”或“文苑传”的移用；而在文笔上，可上溯至《左传》《史记》之法。由于冯文珠玉在前，笔者不再就其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整体的介绍，而将关注点放在作者对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多种“介入方式”上。

对“三系列”之群落结构的设置，是较显性的一种介入方式。我们不妨先对每一篇作品的创作时间予以考证，以探问李开先在结构细微之处的用意。在前两个系列的文传中，以《渼陂王检讨传》《对山康修撰传》最早，其创作时间在嘉靖三十年（1551）王九思离世后。虽然康海离世更早十一年，且李开先“久欲作传报之”，但因“索其志状不可得”，此事一直未果。《渼陂王检讨传》云“予初碌碌，赖二翁称扬有名，鄙作亦赖之得进，虽为之作传，如拙画工”，可见两篇文传的创作时间较近。接下来是《泾野吕亚卿传》，文中提到将传稿“焚脉泉墓上”，则作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李冕离世后；《溪田马光禄传》再后，因文中有“近为泾野作传，见者以为太长，此则缩而短之”的说法，这两篇是创作时间相近的另一组。然后是《李崆峒传》，作者意在“有以报相知”，既然康、王、吕、马四人皆有传，自然轮到关中文坛领袖李梦阳。对李开先来说，空同虽没有前四人那样对自己有直接的提携之恩，但在书信问安后得到弥留老人“世亦有同心如此者”的评价，也算是相知一场了。等《李崆峒传》写完，便要考虑与诸公齐名的何景明的传记问题。李开先与其“无倾盖遭逢及一字往复”，但此时已带上了“一时齐名者，既各有之矣，此不可独遗”的思想包袱，或者说“作家传”至此规模，撰者已有较自觉的文学史书写诉求，他对公共舆论的考量开始胜过了私人情感的左右。对上一辈作家群的记叙，至《何大复传》告一段落。而接下来好友冯惟讷的提议，让李开先的关注点下移至同辈作家，开始了对“嘉靖八才子”中已故四位的文学史评价。此事在《后冈陈提学传》中说得清楚，当冯惟讷来函索读新作时，李开先“以王、康、吕、马、李、何六传应之”，得到了对方“雄文老笔，凌轶子长”的高度评价，且建议“王、唐、陈、吕数子与公，以文章气节，彪炳当时，其声实可方驾弘、德间矣。今诸子稍稍有厌世者，公不可不各为一传，以备信史”。四篇中唯《荆川唐都御史传》作年可考，撰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罗洪先离世后，因文中有“念庵近亦作古人”一句。而四篇的创作时间下限，至晚在隆庆元年（1567）同为“嘉靖八才子”的赵时春离世之前，当年秋李开先脾病发作，翌年亦去世。十篇的先后顺序大致如此，但考虑到《康王王唐四子补传》明言“初予欲为康、王、王、唐四子作传，屡次致书其家，索其志状不可得……乃后各家陆续寄至”，观其语气，四篇的写作未隔太久，如此则十家传记或在较短的五年时间（1563—1567）内完成，也更符合系列作品多集中写作的特点。

至于王教、潘高、袁公冕、苏洲、张诗等人，冯小禄未对其“配合作用”的含义作出解释。私以为，若视作静态的文本，首先，他们作为李开先的知遇人、文友或周边奇人，共同构成了一组当代文人的群像（若不论“作家传”性质，还包括费宏、张茂兰、李廷相、刘守、洪汉甚至黄彬、张暄）；其次，他们承担起了在作者李开先与“今文苑”核心作家之间的中介作用。不仅长居庙堂的李廷相足以承上启下，即使深入底层生态的无赖举人黄彬、张暄，李开先亦“向见陈后冈以高苏门意作《老黄传》”，而“浑张”向河间知府袁轩冕借肩舆壮观之事，显然听闻自其兄袁公冕，考虑到陈、袁二人正是中麓另两篇文传的主人公，其中的循环互见关系，自有其意。但考察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唯《中川王亚卿传》云“连日为相知作传，而举主顾可无之”，与《何大复传》“思有以报相知，不自量其才力卑下，勉强作传”相应，当作于同一时期；其他如潘高、苏洲、张诗等传记的创作较早，当时的李开先还没有对近当代文坛名家进行整体回顾的自觉想法。如《潘春谷传》中有“今年丁巳正月八日，对客痰作，午觉申逝”一句，则作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潘高离世当年；《昆仑张诗人传》虽难考具体作年，但李开先说“集已刻传……乃撰此附诸其集之后”，查《昆仑山人集》仅有明嘉靖二十年刻本，为山人好友方九叙等辑校，则中麓撰文时间不至于相隔太久，否则何来“附诸集后”呢？那么，与其说这些文传之间存在后见的主次关系，或者说在次要人物的文传中发现了名家见闻的口述史线索，不如说李开先的早期写作顺序，本就基于日常生活中的亲疏关系，还未对文学世界中的位次结构有自觉的考虑。在我们眼中的口述者与口述材料的互见之法，实为李开先的自然顺应之举，至于在实际效果上达成了对作家群传的结构性布局，更应视为伟大作家基于丰富创作经验的水到渠成之事。

前及冯惟讷评李开先的文传可以“凌轶子长”，固然有虚誉的成分，但《史记》作为当时在复古潮流与馆阁导向的双重影响下的古文经典，在正德、嘉靖年间被多次刊印，其叙事技法为李开先所吸收并运用，亦在情理之中。

为了起到与志状有别的不避美丑的叙事效果，李开先作了多种尝试，其中就包括对《史记》惯用的“互见”法的摹习。如《对山康修撰传》中有“当时附瑾者，不一年由郎署、府守即至正卿。君为修撰八年，不陟一阶，是果瑾党耶”的一段感慨，以此凸显康海在铨选上的守正姿态。虽然李开先没说这位坐上直通车的“附瑾者”是谁，但其《六十子诗·刘近山玑》曰：“郡守即正卿，身不失徽名。党祸免波及，知几去国轻。”自注云：“离郡才一岁而为正卿，人不议其骤进。瑾败先一日而致政，人皆服其见几。”从本意来说，作于嘉靖三十六年的《六十子诗》在追念故人，不应寓贬其中。但文本互见白纸黑字，凿凿俱在，无论《对山康修撰传》作于其先或其后，一岁而至正卿是否另有其人，李开先理应想到如此特殊的互见将让读者对号入座，给刘玑声誉带去潜在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来说，不避美丑的含蓄批评，是他介入当代文坛的一种自觉写法。

又如《康王王唐四子补传》，述康海“数次援人于死地，弗望报也，而获生者反造谤焉。因为《差差辞》及《中山狼传》，而后咎有所归矣”。虽然这里未提到“获生者反造谤”的具体情况，《差差辞》亦不存世间，但康海力救空同之事，在《李中麓闲居集》中复见于《对山康修撰传》《李崆峒传》《何大复传》等多篇文献，对未必深晓正德时事的后世读者来说，若只读《闲居集》，认为《补传》文字在隐射李梦阳，是很正常的阅读反应。这未必是历史的真实，但互见法的自觉使用者理应对互见的后果有所预估，李开先的叙事倾向及技法，至少表明了他个人的立场及其用意。

当然，在李开先的笔下，对人物之多面性的“直叙”，也是文传摆脱志状模式之束缚的重要方式。如以下见闻，笔者未在早期志状中找到史源，但这则逸闻之所以在朝野间流传，其特点正在于带有缺陷的真实：

簿书有暇，即招集名流为诗会。邻有同官，素不能诗者，会即坚请其来，将分题赋诗，即有家童走报曰：“主母将就馆矣。”翌日，群僚相贺：“夜来必是得佳男。”邻乃颦眉应曰：“不能随众成诗，聊假此为逃计耳。”其恃长不体悉人情，以至于此。

在崔铣《空同李君墓志铭》中，唯有“簿书外，日招集名流为文会，酬倡讲评，遂成风致”一句，此处的文字敷衍，实李开先据见闻有所增广。从中亦可见，传记写作中的不避美丑，未必指向传统意义上的丑闻，也可以就人物的某些性格缺陷予以“审丑”之观照。而以残缺来表现人物的真实，本就是早期文传的特点之一，《老黄浑张二恶传》强调“传乃文中一体，善恶皆备可也。诸作者多溢美人善，而恶则未之及”，实将这一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当然，通过对小人物的“审丑”来进行社会批评，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心安理得，而一旦将这种手法运用至可入史传的正面人物，则需面对在特定文体语境下如何迂回修辞的问题，这属于一种更精微的技法。

用当事人视角来写当代文学史，将个人的交游经历“首尾附益”，拉近作者与传主的时空距离，是李开先介入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另一种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宣示，强调自己就是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一员。不仅康海、张诗等人作为目击者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史的材料，他自己亦化身见证人或关系人以现身说法。如《溪田马光禄传》开篇云“生前每有书来借书，勉予以学业，兼有身后文之托，传非予为之，而更可属之谁”；《泾野吕亚卿传》篇末云“先生知予，以王渼陂、马溪田、康对山三公之荐，在京师忘年与交，别后音问不绝”，又云“予之继妻，其祖母吕氏，乃先生近派，流寓齐东，举族往来甚厚，都事君屡以书属予删定其集”。类似的首尾着墨，在李开先的文传中相当普遍，也就是说，作者一方面在文体功能及写作技法上拉开了与志状的距离，以求批评的真实；另一方面又在拉近文传的叙事视距，制造出逼近志状的与传主的亲密关系，以求亲历的真实。如此扬长补短，以达成历史书写中“当代”与“批评”的平衡。

一旦将李开先所撰文传视为“今文苑”，那么，就不得不提他的另两组作品《九子诗》和《六十子诗》。怀人组诗的创作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南朝颜延之的《五君咏》，但颜氏与竹林七贤非同时代人，其诗歌意在抒发个人情志，与其说是怀人，不若说是咏史。自唐代张说《五君咏》、杜甫《八哀诗》始，才发展为追念故人零落、描写近当代文人群像的一种方式。对李开先一辈文人来说，先前弘正复古作家们的怀人作品，是尚未消逝的近传统，如李梦阳《九子咏》、何景明《六子诗》、王九思《五君子咏》、王廷相《十八子诗》等，颇具声势。如果说《九子诗》对李开先来说是牛刀小试，那么《六十子诗》的创作规模直到明末仍后无来者，稍可比肩的唯有王世贞的两组《四十咏》诗。

李开先的《九子诗》明言效仿李梦阳，采用了“怀人诗”一贯的五古体式。反倒《六十子诗》的五绝体式，并非怀人诗的惯例，故作者须作出“五咏八哀，今古同怀，病中不能长诗，各为五言绝句”的解释。所幸《六十子诗》多自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诗歌本文篇幅较短的缺憾。据这两组诗的小序，可知《九子诗》作于嘉靖三十五年六月，所咏为在世好友；而《六十子诗》作于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所咏皆已故人物。也就是说，何为“九子”，何为“六十子”，取决于在世情况，无关价值判断。而李开先的文传，特别是有关复古、唐宋二派的十家文传，大多作于《六十子诗》后。总的来说，李开先对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随感而发的抒情先于缜密行文的纪人叙事，声气相求的友情记忆先于对前辈风神的追怀。因不满足于“九子”在世却“无缘再会”的隔空寄托，才创作了《六十子诗》以表达对故人的全面回忆；因不满足于诗体有限的创作容量，才会用文传的形式再寓深情，这是一个作者意志从自发到自觉的变化过程。而十家文传的写作顺序，先辈在前，同辈其后，与怀人诗的顺序正好相反，唯归因于传记盖棺定论的基本原则，后一代人的集体离场终究要稍晚一些。

从《九子诗》一直到王、唐、陈、吕四传，李开先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近当代文学家的群像叙事，实现了一次纪人写作的呼应与闭环。除了单篇内部的细部技法（审丑观照、首尾附益等）、篇与篇间的互见关系（褒贬互见、口述互见等）之外，还自觉地考虑到了群体传记理应具备的结构性布局。所有这些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介入方式，既凸显了作者对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思考，也确保了作者与传主在文本中的“适中距离”。尽管清人批评此法“自以为任真，其实大坏文体”（后有详论），但这些创新性的作文尝试，正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至明嘉靖时期、在各种内外合力的作用下滋生出来的另一种可能。李开先在传统诗文创作中的前瞻眼光与探索精神，我们须给予更多的重视，而不只局限于对其戏曲文学世界的热切观照。

三  从俗文学受容看李开先传记写作的试验性

如前所言，对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自觉介入，是李开先文传的一大特点。除了写作对象集中在近当代文坛名家外，其写作手法亦有时代之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鉴了当事人的叙事视角，前已论及；二是融入了新兴的文体观念，这涉及俗文学及其文体在明嘉靖年间的发展情况。

早期的文传写作，因意在规避史传的职能，其中有一种类型即关注社会的中下层人物，其内容及形式难免与底层描写或俗文学表达相契。但李开先的多数作品，尤其是十家文传，主要来源于唐宋文传的变体模式，这固然归因于当时文学名家多为士大夫的客观事实，但如何在其中写出时代文学的新特点，而不是简单地顺应传统文传之士人化或士人志状之文学化的趋势，也是其探索者的身份盖过了传承者的李开先需要考虑的。当然，由于长居林下，李开先亦不失对中下层人物的关注，尤以《昆仑张诗人传》《雪蓑道人传》《瞽者刘九传》《老黄浑张二恶传》四篇为典型，如何在传统文传的“边缘人”书写模式中注入新的元素，而不仅是借其外壳，是他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嘉靖年间的文学生态及其活力的诸多表现，如新书资源的丰富及其流通的便捷，小说、戏曲在民间的兴盛并进入书籍传播渠道等，都为俗文学元素介入雅文学体类提供了诸种可能。对这一类写作尝试，清人是持批评意见的：

李中麓为人作志状，好用通俗白话，似坊刻小说。自以为任真，其实大坏文体。王、李却又以《史》《汉》字句贴合近事，龃龉不相肖者极多。二者皆古文之魔障，看欧、曾何尝有此。

张谦宜是清康熙年间格调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严格地说，他批评的是李开先的志状写作，而非文传写作。“好用通俗白话”，可以在李开先的墓志铭作品中找到不少用例。如喜用俗谚，《亡妹卢氏妇墓志铭》中“生男如狼，犹恐其羊。生女如鼠，犹恐其虎”，《古泉王君合葬墓志铭》中“盗不过五女之门”；又如《煤客刘祥墓志铭》不仅用“免堕地狱”等释家言语，且讥评墓主“好名之心”“不知时务”，告请托者“据汝举止，文去或不能刻石置之墓中”，行文中充满了调侃的语气，皆为“任真”而“大坏文体”的写法。既然连以言辞雅正为文体之本的志状写作都趋俗化，那么，面对语言风格自由、多变的文传写作，作家只会在“任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有关清人对“以小说为古文”的批评，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此法源于韩愈、柳宗元，至晚明清初侯方域、王猷定等人的文传创作尤为显著。李开先所处的明嘉靖年间，并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那么，除了群像叙事、今文苑批评之外，在传记写作的通俗化进程中，李开先有别于韩、柳、侯、王诸家的特点是什么，将决定其文传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中的另一个位置。

在明代文学史中，李开先是最早顺应俗文学潮流的士大夫之一。他不仅创作了院本集《一笑散》、传奇《宝剑记》《断发记》等戏曲作品，其《词谑》还是较早提及《水浒传》章回小说的一部文献：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

通过《史记》与《水浒传》的呼应，中国文学中官与私、雅与俗的界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弭，亦使“序事之法、史学之妙”成为凸显古典叙事之会通及传承的重要链条。除了崔铣辈分稍长外，其余五人皆在“嘉靖八才子”之列。根据六人的行实经历，这次讨论发生在嘉靖九年左右。明末钱谦益也有“昔有学文于熊南沙者，南沙教以读《水浒传》”的说法，可见“八才子”对《水浒传》文法的关注并非偶然。但摘出“序事之法”，即使旁及文传写作的领域，也只暗示了文学类型的传承性问题。而其创新性问题，需要我们到嘉靖年间俗文学之于中国文学史的最重要特征中去探寻。

私以为，李开先传记写作的试验性，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即张谦宜所批评的“好用通俗白话”。尽管李开先对李梦阳的墓志铭有“墓志出后渠手者，丰神绝不相似，盖崆峒豪宕，而后渠简古”的自觉思考，但在严格意义上，传主的社会身份与撰者的语言风格并不构成必然对应的关系。在现实情况中，中下层人物因其文化水平有限，社会经历驳杂，行实事迹难登大雅之堂，传记语言的通俗化就成为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士大夫传记这一块，因传主拥有光鲜的仕宦履历，作家冒然使用通俗的语言或奇巧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对传主的“三不朽”事业及典正形象有解构之虞，此中分寸，颇难把握。如果说对儒家士人形象与文传原初功能及风格之间差异的调适，在宋元作家的文传中早有尝试，那么，如何顺应嘉靖年间兴起的俗文学文化潮流，将士大夫传记的语言及其中人物形象进一步通俗化，则是对明中叶作家之创作能动性的一次考验。

其次，嘉靖时期虽不是俗文学兴起的最早阶段，却是白话小说的传播媒介由口头转变为书籍的重要阶段。在这个转变的关捩点上，口述史意义的再开掘，成为李开先传记写作中的另一个潜在试验。纵观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在今人眼中大致分为史部、说部两块，前者偏纪实性叙事，后者偏虚构性叙事，二者演变颇多交缠，但其起源远近各殊。由此，叙事文学的文本属性从口头转化为文字，也可分为两个关键时期：第一个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相当多的半官方或私家著史采用了口述史的材料，最典型的就是《左传》《史记》。口述史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中一直得以延续，但总的来说，自《汉书》以后，随着编撰者对官方历史档案愈发倚重而渐趋边缘。第二个是晚宋至晚明时期，即话本、杂剧、南戏、弹词等民间说唱表演艺术，被整理者抄录成文甚至刊印成书，逐渐以阅读而非听唱的形式为更多民众所接受，最典型的即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来说，前者属于口述史料（强调见证人），后者属于口传文学（强调传播者）。但我们也不否认，历史书写中的口述环节有很多文学性的元素，至晚自南宋《文章正宗》而下，《左传》《史记》中的诸多段落已被视为名正言顺的“叙事之文”。深受复古文学思想影响的李开先，对此有足够深刻的认识。但如此解释，尚不能将李开先与稍早的复古诸家区别开来，其特别之处在于，他生活的正德、嘉靖年间，恰是有史料可证的古代章回体小说刊印的较早时期。我们不禁要问，一方面，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在熟练掌握了作为旧传统的《左传》《史记》中口述史技法的同时，如何看待作为新现象的三国、水浒等说话故事被整理、刊印成书？毕竟二者皆处在“口传—书面更替”的相类节点上。另一方面，一旦认识到，在没有文献素材的情况下搜集口述史材料如司马迁，与在文献素材较丰富的情况下重视口述文本之书面转化如李开先，就写作者的立场及对文学性的思考而言，是两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在白话小说新风的影响下，口述史意义如何再开掘，就成为中国传记文学发展至明嘉靖时期的一道“旧题新义”。李开先作为最早一批真诚拥抱通俗文学的士大夫作家中的一员，其文传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第三，恶人传作为一种传记的新类型，是李开先自诩的一大新意。“传乃文中一体，善恶皆备可也。诸作者多溢美人善，而恶则未之及。”但将老黄、浑张二人简单地理解为字面上的“恶人”，亦未必符合李开先的本意。私以为，至少有两个问题须先作讨论。

一个是恶人传的抒情模式问题。为恶人立传，在宋代以后的政治史书写中成为一种常态，以《新唐书》以来的“奸臣传”最具代表性。但无关国计民生的普通恶人是否可以立传，似乎没有被严肃地讨论过。其实，这不只是一个传记分类的问题，还关系传记文学的抒情性问题。即“溢美人善”有追怀故人、表彰时政的情感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撰者可以通过与传主美好品格的共情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一旦“直言人恶”，撰者如何完成情感的调动并明确立意，需要寻求另一种语言上的突破方式。而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说，记录民间的各类负面见闻，实可归入“审丑”的范畴。只不过对士大夫的“审丑”，止步于对缺陷的书写，尚不是刻意的丑化，其意在让传记中的人物形象更真实；而对下层文人的“审丑”，属于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与解构，是对社会中间阶层之扩张所造成的知识人市侩化的一种批判。借对士人群体中的某些陋习的省思，作者完成了情感的另一种交互与表达。

另一个即传记主人公的身份归属问题。在严格意义上，老黄、浑张算不上恶人，至多是两个浑人，须留意他们都有举人的科名。同样不拘礼法，我们不再视之为平民诗人张诗、雪蓑般的任情潇洒，也难以产生嫉恶如仇的对立情绪，唯感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果将这篇文章置于唐宋以后分化出来的诸多文传类型中，到底算表彰庶民精神的市井传，还是批评文化堕落的士人传？算直接批评的恶人传，还是间接批评的戏谑传？其实没有那么分明。笔者以为，还是戏谑士人的成分更多些，李开先的立意首在批评士风而非世风，他认识到士人的丑名化较之于恶名化，对庶民社会造成了更普遍的破坏力。及时指出这一知识人市侩化的不良之势，是士大夫文学批评的责任与道义所在。

一旦明白了恶人传中的“审丑”倾向，那么，李开先在戏曲创作上的经验，就成为他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士人的文学底色之一。古典戏剧中的插科打诨，向来是中国文学戏谑传统中最稳定的文本类型之一，从战国的俳优到唐代的参军戏，从宋院本中的“副末”到专门的“丑”在元杂剧中粉墨登场，至明嘉靖年间，相关的程式行当及戏曲观念已相当成熟。李开先“少时综理文翰之余，颇究心金元词曲”，曾撰《南北插科词》，对“插科”语言有过专门的探索；其《市井艳词》既云“是词可资一时谑笑”，也肯定“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其情尤足感人”，以为“真诗只在民间”，对戏谑的认知已超越了局限于某些固定脚色的舞台表演效果，而视为一种反映常人之普遍真情的语言艺术。这种“可资谑笑”又“其情感人”的正面典型，即与李开先同为戏曲行家的雪蓑道人。故《雪蓑道人传》的“释疑解嘲”与《二恶传》的“传以示戒”，构成了一组轨辙有别的对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谑笑”艺术通过文传写作对象及技法的歧变，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

另外，在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史中，随着南戏以来以生、旦为核心的表演体系渐趋成熟，丑角的程式化、边缘化处境日益突出。这一情况至清末民初稍有缓和，而“正戏丑演”是新中国戏曲改革后才大放异彩的事。李开先的时代，固然决定了他在戏曲创作中无法将反面人物摆至舞台的中央，但通过思想较自由、体式较灵活的文传写作，在内容丰富、功能多样的文章学体系中另辟新径，不失为一种变通的尝试，此或是“传乃文中一体，善恶皆备可也”的另一层用意。无论李开先对此有否自觉的认识，如置于更长时段的整体文学史中来理解，将让李开先的这组文传跳出传统传叙文作为史纂之学或文章之学的思维模式，进入更宽阔的叙事之学的讨论空间之中。在此视野下的“小说言”，便不再止于“通俗白话”“似坊刻小说”等表面可见的形式特征，而指向了明中叶新文学观念所造成的诸多隐性的影响。

雅俗文学的互动，一直是近世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以俗语入诗，向被视为“以俗为雅”的创作行为，成为宋诗自成特色的重要标志之一。语言上的俚俗，在很大程度上打通了以诗词、俚曲为代表的抒情文学领域的雅俗边界；而在以传叙文章、小说戏曲为代表的叙事文学领域，考虑到相关文类所能包容的文本空间更大，理应在语辞之外有更具典范性的变化。李开先将口述见闻材料、戏曲脚色行当等纪人特点运用于士人传记的写作之中，可视为在文章学层面的一种尝试。借此视角重观宋以后的文学，相信还有更多的旧文体创作可以纳入雅俗文学互动的考察范围。通过对雅俗互动之复杂性的深层考察，新的文学史书写有否可能实现雅俗边界的消泯，或是古典文学之整体研究可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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